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周王朝的统治势力渐弱，列国均各自为政，因此造就出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由此列国经济也自成体系，为适应和推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各国都自行铸造货币，拥有不同形式的货币和货币制度。当时主要使用青铜铸币，按钱形主要分刀币、布币、圜钱、蚁鼻钱等四种，它们形成不同的流通区域。由于诸侯各自为政，拥有独立的货币制度，货币形制差异巨大，所以造成币制混乱。每个国家的货币不一样，价值也不一样，阻碍了彼此的商业交易和货币的顺畅流通，阻碍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
一、布币的起源
布币的形制是从商周时期的铲形耕田器—“钱”演变而来。《诗经·周颂·臣工》云：“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銍艾。”其释文是：命令我的农人们，准备好农具，我要去看开镰收割。孔颖达引《说文》曰：“钱、铫，古田器。”而《说文解字》对“镈”其中的一个解释也是“田器”。可见，在商周时期钱和镈都是用来耨草的农具。镈像锄头，上部有孔，用于横向安装木柄。钱同铲，上端有銎，用以垂直安装木柄。文献记载：“铲之体用即与钱同，钱特铲之别名耳 。这类耕田器在河南郑州紫荆山商代中晚期遗址、河南安阳殷墟5号墓、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大司空村、洛阳下瑶村等地都有出土。西周和东周时期，则在更多地区有所发现 。最早的原始布币应是由农具—“钱”演变而来，基本特征是体大量重，上部肥厚，顶端有銎，中空，延伸到钱身中、上部，下部为薄刃，背部有可以加强承受力的隆起的脊。早期的金属农具由于从金属冶炼到农具制作，凝结了较多的劳动，且铸造数量少，较之牲畜、谷物等物品，便于携带和保存。因而不但具有使用价值，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劳动附加值，人们承认它们的交换价值，于是，它被从普通交换物品中分离出来，成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因这类铲状工具曾经是民间交易的主要媒介，故最早出现的铸币铸造成铲状。
以往人们认为布币由“镈”演变而来，布、镈古音同，可以通假。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来看，钱、镈是两种造型和用法截然不同的农具，原始的布更接近于钱（铲）而不同于镈。也有研究者认为布币是由另一种农具——“耒耜”演变发展而成，因为耒有两齿，形状与布币的两足接近。但耒是木制而加装金属的耒头，金属耒头与布币的形状相差较大。原始布币的中空銎，以及刃部平面略内凹，也与耒的形状不相衔接，不符合原始布的最初形制。
布本为麻布之意，麻布也是人类早期交易的媒介之一。从西周到春秋，布一直是人们广泛通用的主要实物货币。史书不乏记载，如《周礼》“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郑玄注：“里布者，布参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贸易物” ；《礼记·王制》亦说：“布帛精麤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诗经·卫风·氓》“抱布贸丝”；《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百两一布”；《管子·乘马·士农工商》“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制当一镒，无绢则用其布，经暴布百两当一镒。”这些记载都说明布在当时已经承担交换手段并作为一种支付工具来使用了。当根据农具“钱”演变而来的金属货币出现后，人们受长期习惯的影响，仍然称其为布。又因其形如铲，所以布币又称为“铲布”。
二、铸造年代和行用地区
布币铸造年代，一般都认为起始于春秋而盛行于战国。但有学者引述散见于多种古文献中的历史记载，诸如《周书》“武王克商，发鹿台之钱，散钜桥之粟”，《吕氏春秋》“武王复盘庚之政，发钜桥之粟，赋鹿台之钱，以示民无私”，《史记·殷本纪》“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联系商代商业发展的事实，认为商末可能已有布钱 。也有学者认为布币最早出现于西周 。但从出土情况看，殷商和西周时期的青铜铲，体大量重，尚未脱离农具的原形。因此这时的青铜铲应基本上还是以实物形态为主，与珠玉、货贝、青铜块等一起，共同作为实物交换媒介来使用。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加适应流通、便于携带的需要，原始布经过演化，体形不断薄小，分量不断减轻。大概在春秋早期，原始布演变成空首布，虽然还留有中空的銎，但已不适宜装柄，而且肩和足突出较为明显，布体周边出现廓，隆起的脊变成三道带有装饰性的直纹。早期多为无文，其后开始铸有数字、地名等文字。空首布很多种类，最早的空首布，形体特别粗大，只是分量较原始布轻些，这大概是由正式农具演变成货币的一种过渡形态。
到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空首布演变为平首布，銎孔消失，銎首扁平与钱身连成一平面，布面文字通常为铸地地名和钱币本身面值。至此，布币完成了从金属农具到金属铸币的进化。这个过程总的发展趋势是，币身不断缩小，重量减轻，以求轻巧、便于携带流通，造型和纹饰也趋向于简单、精整美观。
布币铸行的地区，主要是周朝的京畿之地，春秋的秦和三晋地区，战国的魏、赵、韩、燕等国，大体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和山东、辽宁的一些地方，上述地区出土的布币明显地反映了布币流通的地域性。
古人对布币的发现和形制记载较多，南宋洪遵《泉志》卷九《刀布品》著录有多品平首布；清乾隆年间朱枫所著《古金待问录》卷三录有一品空首布，看币文及形态应是“卢氏”斜肩空首布。但由于当时资料缺乏和人们的认知程度有限，有不少著作都把它们列为不可识或定为上古时期三皇五帝所铸，如乾隆时期的《钦定钱录》、嘉庆初年吴文炳的《泉币图说》。其后，随着金石学的不断发展，当时有些古钱学家已指出布币上的地名代表周的列国，从而否定了布币是三皇五帝时期遗物的错误说法。其中以清人初尚龄为代表，他在刊行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的《吉金所见录》一书中，不但把平首布归为“周列国部品”，而且确定空首布为钱币，把其归入卷二《铲币品》，称为“铲币”，并明确说到“今细玩其铜质、篆文，似在前诸币（平首布）之先，为春秋以前物，”其前瞻性的论断与以后的考古发掘论证不谋而合。其后，冯云鹏、冯云鹓的《金石索》、戴熙的《古泉丛话》、马昂的《货布文字考》等均有对布币的著录。
三、布币的分类
（一）空首布
空首布是中国货币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种货币形式。“空首布”一词最早出现于同治三年（1864年）李佐贤的《古泉汇》一书。《古泉汇》元集古布类十四卷，其中第十卷为《空首布》。空首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首部中空，上端有銎，形体较大。今天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空首布是形体比较大，形状更接近农具铲。铸造时间大约是在春秋早中期，通长12～15厘米米，宽7～10厘米，重15～40克之间。其正背銎部垂下两条粗筋，裆部有外廓，是原始工具“钱”向空首布币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物证之一，我们称之为原始空首布。空首布按照形状，可以分为耸肩尖足空首布、平肩弧足空首布、斜肩弧足空首布三大种类。
1、耸肩尖足空首布
耸肩尖足空首布的基本特征为耸肩、尖足、长柄，方裆或圆裆，体形薄而博大，分大、中、小三型。大型布通高约16厘米左右，肩宽6厘米左右，厚约0.07～0.1厘米，一般重35.3～37克。中型布通高12～14厘米。大、中型布面背皆有三道平行直纹。小型布形状与大、中型相同，通高约11.7～12.5厘米，肩距4.7～5.3厘米、厚约0.05厘米，重约25.3～30.7克，多数面无直纹，背平素。大型布无文字，所以旧谱称为“无文大布”。中小型布或素面，或布面有一、二文字，如“一”、“六”、“七”、“玄”、“甘丹”、“玄金”等等。1959年，在山西侯马市牛村古城南的东周遗址发现了12枚耸肩尖足空首布，其中发现极罕见的五字空首布 。对于布币文字，朱活释为“辛晋（新晋）共黄釿” ，黄锡全释为“亥盾/ 黄釿” 。此类型的空首布已发现铭文近六十余种 。
耸肩尖足空首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此类空首布多出土于今天山西省的侯马、运城、稷山以及河南浚县、汲县等地 ，上述地点应是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晋国、卫国统治范围，尤其是侯马（晋时新田）。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迁都于此，其地成为晋国政治、经济中心，所以我们认为耸肩尖足空首布主要是晋国和卫国所铸，其后三晋中的赵国基本继承了此种空首布的型式，逐渐发展为尖足布。在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布范和总数约在十万件以上的范芯更加说明了这种情况 ，同时也说明当时晋的金属铸币业已具备相当规模，钱币铸造技术高超，生产规模巨大、组织细致。
2、平肩弧足空首布
平肩弧足空首布的基本特征为平肩、弧足，柄较短，布面、背均有三道竖线（竖纹），通高约7～10厘米，分大、中、小三型。大型布通高10厘米左右，重约33克左右；铜质精细，造型规整，系早期所铸。钱面铭文多为单字，有少数为多字。中型布通高8.5厘米左右，重22克左右，铭文一至四字。小型布通高7厘米左右，重15克左右，钱文多为一到二字，制作较粗糙，系晚期所铸。平肩弧足空首布面文字内容为数字、干支、天象及地名等等，如“八”、“公”、“武”、“甲”、“日”、“安藏”、“东周”等字，像“少曲市南”、“少曲市中”、“少曲市左”、“少曲丘市中”等布面有四、五个字的，均发现极少。据统计已有200多种不同的文字 ，目前币文多已获释，亦有少数存疑待考者。从考古资料来看，目前此类型的空首布出土地点以洛阳为中心，周边辐射至孟津、新安、伊川、临汝等地区。战国时，周有今河南省孟津、洛阳、偃师、巩、汝阳等县间地，过黄河有今温县的小部分地，国都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北） 。从出土地点以及布面铭文来看，平肩弧足空首布应是周王畿及周边宋、郑等国使用的货币。
3、斜肩弧足空首布
斜肩弧足空首布的基本特征为布币的两肩部向外倾斜与币身中线呈现一定的夹角，弧足指布币下端呈弧足状，所以叫“斜肩弧足空首布”，其体型分有大小两种。大型的特征是空首、斜肩、弧足而銎较短，面有二斜纹，文字在二斜纹之间，背有二斜纹中间为一直纹，通高约8～9厘米左右，足距4.6～4.8厘米，厚约0.12厘米，重约22～27.1克，面文有“卢氏”、“三川釿”、“武”等。小型的特征是，形状类似大型就是形体略小，长约7厘米，足距4.2～4.4厘米、厚0.1厘米，重18.5～24克左右，面文有“武”、“武安”、“武采”、“武釿”等。此类空首布多集中出土在洛阳、宜阳一带。黄锡全认为此种空首布是春秋晋国韩氏及战国时期韩国的铸币。特别是1980年3月，河南省宜阳县柳泉乡花庄村出土窖藏斜肩弧足空首布1789枚 ，宜阳曾是韩国的都城，在此发现大批斜肩弧足空首布，印证了此种空首布是韩国的货币，我们对此亦持相同观点。
4、银质空首布
1974年8月，河南扶沟县古城村出土18枚银质布 。大小长短不一，可分为短、中、长三型，皆为铲形，圆柄、平肩、平足，柄作圆锥状。其中短型6枚，中型10枚，长型2枚。除有1枚短型为空首外，其余皆为实首。通高7.6～15.7厘米，身宽5.6～6.4厘米，重89.4～210.2克之间。有学者经过考证，主张此批银质布以短型空首布较早，中、长型银布较晚，铸造时间为春秋中期到战国初期 。这些空首布大小、重量不一致，所以它们与青铜质空首布的用途不一致，故我们认为它们不是具有货币职能的通货，而是一种称量货币或特殊的纪念币，用途有可能为馈赠。如将其视为称量货币，这是继楚国金版之后出土的又一种贵金属称量货币，将我国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历史提前到了东周时期，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二）平首布
战国时期，空首布由于工艺改进、简化，逐渐演变为新一代的布币——平首布，布首端不带有銎孔，空首变为扁平且薄的实首。平首布通体小于空首布，重量也较轻，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平首布的形制上互有差异，种类很多，按照形制不同，有桥足布、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锐角布等之分。通过出土资料、文献资料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平首布盛行于战国中、晚期，流通于区域主要为周王畿与韩、赵、魏、燕、楚等国。布面均有文字，系地名或地名加其它文字，背面无文或有数字。秦统一后，为秦半两钱所代替，布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1、桥足布
桥足布因两足间的跨裆与拱形桥孔相似而得名，基本特征为桥足（弧足），平肩或圆肩。币文纪地名兼纪值纪重，主要为“釿布”和“当寽布”两类。
桥足布中的“釿布”因币文带有“釿”字，所以称“釿布”，“釿”是重量单位。同一地名的桥足布有两种或三种不同的面额，一般为半釿、一釿、二釿三种，大小轻重不一，其币值、大小、重量依次递增，以较常见的“安邑”布为例，二釿布通高约6.5厘米，重28克左右；一釿布通高约5.2厘米，重14克左右；半釿布通高约4.2厘米，重7克左右。二釿布相当2枚一釿布或4枚半釿布，此种明显的分等制，使布币在商品交易过程中，更加便于流通使用，比较符合当时“子母相权”的货币理论，是先秦货币制度上的一大进步。
桥足布中的“当寽布”以币文均有“当寽”而得名，主要有“梁充釿五十当寽”、“梁充釿百当寽”、 “梁正尚百当寽” 、“梁半尚二百当寽”等四种。“当寽”布币中的的“梁”是指战国后期魏国的国都大梁（在今河南开封市），是布币的铸造地名。“寽”，既是这种钱币的价格标度，也是商周时期的重量单位。“寽”同“锊”，商代晚期时已经产生，西周金文中屡见有记载，到战国晚期时仍通行于三晋、两周地区 。关于一寽的具体重量在文献中说法不一，一共有四种说法：一是十一铢二十五分之十三；二是十二铢；三是六两大半两；四是六两。2006年4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洛南新区王圪墙中石油大学学生公寓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梁正尚百当寽”4枚。通长5.8～6.3厘米，重量分别为13.3、14.5、14.7、15.3克 。
目前发现的桥足布有“梁半釿”、“梁一釿”、“梁二釿”、 “安邑半釿”、“安邑一釿”、“安邑二釿”、“京一釿”、“梁充釿百当寽”、“梁正尚百当寽”等30多种，大部为“釿布”。除 “安邑一釿”、“安邑二釿”有背文“安”，“梁充釿五十当寽”偶有背文外，余皆素背。桥足布主要为魏、周流通货币。解放以后，桥足布的出土地点也基本上是魏国故地。如1989年12月中旬，平陆县曾一次出土“釿布”2200余枚，其中“安邑”布占了总数的85% 。
2、尖足布
尖足布的基本特征是耸肩、尖足、方裆，面背具有周郭，分大、小两种，形状和耸肩尖足空首布极为相似，二者应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大者通高8厘米左右，重约12克左右，上面的地名有“甘丹”、“晋阳”、“兹氏”、“大阴”、“蔺”、 “榆次” 等。小者通高约5厘米左右，重6克左右，上面的地名有“晋阳”、“兹氏”、“大阴”、“蔺”、“离石”、“武安”、“武平”、“中阳”、“寿阴”、“霍人”、“平州”等。从大、小尖足布所铸地名来看多为赵地，可知其为赵国铸币无疑。1963年5月山西原平县武彦村曾出土战国货币64公斤，经整理其中有完整布币2223枚，除10枚圆足布外，其余均为尖足布（2213枚）。大型尖足布8枚，文字分别为“甘丹”、“大阴”，余为小型尖足布，币文有“晋阳”、“兹氏”、“离石”、“中阳”、“晋阳半”等29种 。
3、方足布
方足布的基本特征为平首，肩平或稍耸，方裆，方足，面、背中部均有自首至裆的一条竖线，有周廓，面部竖线两侧为币文，币文多为地名，背部竖线两侧各为一道斜线，除偶见有纪数，多为无文字的素面，因其双足较为平直方正而得名“方足布”。从流传至今及考古发现的实物看，方足布是所有布币中品种数量最多的一种，出土这类布币的地区很广，包括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辽宁、内蒙古、吉林等地。
据对出土方足布实物的调查、研究可知， 当时铸造方足布的诸侯国较多，铸造数量巨大。方足布钱文地名发现已有百余种，多为三晋地区，还有东周、燕等。因为品种繁多，根据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统计 ，以三晋地区简单列举如下：
三晋地区方足布以赵地最多，其为韩地、魏地，最少为周。赵地有“蔺”、“中都”、“阳邑”、“祁”、“平原”等47种，韩地有“屯留”、“平阳”、“阳城”、“郃”、“宅阳”等26种，魏地有“皮氏”、“梁”、“蒲子”、“高都”、“酸枣”等26种，周的东、西周国计有“东周”、“寻土”、“尾寻”、“北寻”、“尸氏”、“郦”、“王城”及“渠子”8种，另有“王氏”、“木子”、“子邑”等31种待考。上述方足布大多数通长在4.5厘米左右，重5～6克之间，但也有如赵地“代”、魏地“梁”等个别地区铸造的方足布通长超过5厘米，重量在9～14之间的大布。
除三晋外，在方足布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品种，那就是燕国铸造的布币。虽然燕国主要铸造和通行“明”刀，但在战国中晚期，燕国的一些地区地也铸有方足布。其基本特征是体形略小，中间束腰，裆较深。布面上钱文纪地，布背有光背的，有纪数的，也有铸有“左”、“右”等文字的。燕国行用方足布有史料记载，就其实物而观，铸造时间较早，流通地区也很广，大多都是出自官炉。目前所发现的文字主要有“宜平”、“纕平”、“平阴”、“阳安”、“韩刀”、“右明辝强”等十余种。燕国布币地名除了“纕平”（今辽宁省辽阳市）以外，其余铸地均在燕、赵两国接壤处。
在出土品种众多的方足布中，以“安阳”、“平阳”、“宅阳”最为常见，其中“安阳”最多，次为“平阳”、“宅阳”。安阳在战国时赵国境内有东、西之分。东安阳在今河北阳原县。西安阳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当时两地均铸造了安阳方足布。1958年10月内蒙古包头麻池乡曾出土三件“安阳”方足布铸钱石范 ，说明此地曾是西安阳铸币作坊。平阳在今山西临汾。临汾因地处平水之阳，古称“平阳”，相传古代尧帝建都平阳，史称“尧都平阳”。战国时期韩国建都于平阳，后属赵国。宅阳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战国时处于韩、魏交接地带。1963年4月间，阳高县长城公社天桥村社员在村东北约0.25公里处，从地下发现了一批战国货币，计重102公斤 。共有尖足布和方足布13000枚。尖足布只占总数的5%，其余皆为方足布。其中“安阳”布最多为4720枚，次为“宅阳”布1900枚，“平阳”布1320枚。三种布占了出土方足布的近65%。
4、锐角布
在三晋布币中，有一类平首布形制比较特殊。其基本特征是平肩、方足，首的顶端两侧各有一锐角突出，形制较为奇特，因名“锐角布”，有大、小两种。大型者通高约7厘米，重19克左右。目前，已发现的大型锐角布钱面文字主要有“百涅”、“亳百涅”、“舟百涅”、“卢氏百涅”等几种，其基本特征是布形大、平裆，除“亳百涅”布外(竖线因有字未到裆)，其余布面正中由首至裆有一竖线，文字多铸于竖线两侧；布背中间从首至裆亦有一竖线，其两侧各有一从肩至足的斜线；面背皆有廓，铸造工整。小型者通高约4厘米，重9克左右。小型锐角布钱面文字主要有 “公”、“垂”等2种，其基本特征是裆呈“∧”形，铸造较大型锐角布粗造，或有边廓。“公”字布，面之两侧从首至足各有一斜线，斜线中间有一“公”字；其背面与大型布相同。“垂”字布，面无线纹，“垂”字铸于布身中间；其背面两侧各有一从首至足的斜线，中间无竖线。
有关锐角布的国别和年代，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郑家相先生认为，“为春秋末期晋地首改空首为平首之制作。迨入战国，近洮水之平阳，因之而首铸方足小布，于是方足小布遂盛行于各地。故此锐角方足布，可谓空首布与方足小布间之过渡制作也”。二是汪庆正先生认为，“为战国韩国的早期铸币可以肯定” 。从锐角布形制和重量上仔细观察和分析，多数学者倾向于其应当是战国早中期的货币。因为锐角布和桥足布币文均有“卢氏”字样，这似乎说明锐角布是晚于桥足布的一种货币。桥足布是梁惠文王迁都大梁以前魏国的铸币，属于战国中期。所以，锐角布也应该可能是在这时候铸行，但要比方足布偏早一些。
我们结合锐角布的币文和出土地点考证，大型锐角布应为韩国铸币，小型锐角布应为魏国铸币。“卢氏”，地名。《水经注·洛水注》中说：“《竹书纪年》：晋出公十九年，晋韩龙取卢氏城。”在今河南卢氏县，地处魏、韩、秦三国交壤，春秋属周、晋，战国先后属晋、魏、韩、秦。“舟”字，地名，学者主张与“州”音同相通，故城在沁阳县东南，属韩。“亳”字，地名。古亳地有三：一为南亳，在河南商丘县东南；二为西亳，在河南偃师县西；三为北亳，在河南商丘县北四十里大蒙城。商丘一带，春秋属宋，战国后期属魏。西亳当属周或韩。所以，仅从地名上考虑，大型锐角布可以定为韩，但也可定为魏。黄锡全先生经过仔细考证，认为在郑韩故城出有“百涅”陶范。因此，他暂且倾向于大型锐角布为战国中期前韩国的铸币2。锐角布的出土地点主要有今天的郑州、洛阳、陕县、辉县、淇县、新郑等地，这些地方在战国时期均属于韩国范围，这也是锐角布为韩国铸币的重要佐证。战国时期的韩国是一度比较弱小的国家，西临秦，东接魏，北面赵，强敌环伺，早期的韩国统治者也希望变法图强，韩哀侯二年(公元前375年)，灭郑国，并将国都迁于郑(今河南新郑)，韩国版图得到扩充，变法的条件也进一步成熟，韩昭侯八年(公元前355年)，用原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申不害为相，实施变法。申不害为战国中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据《史记》记载，申不害相韩，“内脩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韩昭侯死后，后继国君均昏聩无能， 胸无大志，遂使韩国不断受到各国蚕食，终至于亡。故锐角布铸造年代可能是韩昭侯在位期间(公元前362年～前333年)。
小型锐角布，一般多出在河南北部，即当时魏国的范围内。如在河南淇县一战国墓中一次出土一批“公”字布，仅完整者就有60枚 。尤其是在鹤壁，一处战国货币窖藏有4870枚，其中“公”字锐角布竟有3537枚，“垂”字布1枚，其余多为魏国货币，如“垣”字圜钱多达1180枚，还有安邑一、梁正币百当布、梁布等 。在河南林县发现有 “垂”字布39枚 。如从货币出土的地理位置与共存关系方面考虑，这种小型布应是魏国的货币。“垂”，地名。何琳仪先生结合《路史·后纪》、《通典》、《战国策》、《汉书·地理志》考证，垂地在今天山西晋城南四十五里古“天井关” 。因此，小型锐角布根据其币上地名、出土地点及埋葬年代与共存关系，应是战国后期魏国铸行的货币。
5、圆足布
圆足布的基本特征为圆首、圆肩、圆足，布面上铸有文字，纪地，主要有“晋阳”、“兹氏”、“大阴”、“隰氏”、“蔺”、“离石”，为赵地名，均属赵币。当时铸造量较少，故流传下来的实物不多。其中“离石”和“蔺”字圆足布有大、中、小三等，形制整齐，背面从肩至足有稍倾斜的竖文，两竖纹之间有数字，如“一”、“二”、“三”、“四”、“五”、“十一”、“十五”、“廿”、“卅六”、“四十”、“五十”等等。大型布通高8厘米左右，重15克左右；中型布通高5～6厘米之间，重12克左右；小型布通高6～7厘米之间，重8克左右。
在赵国所铸货币中，地名带有“蔺”字的，包括尖足布、圆足布、直刀、圜钱等，这说明蔺地在当时占有重要的地位。蔺，古邑名，春秋时晋地，战国时为赵边城，其地在今天山西省离石市西柳林境内。由于蔺地是秦国东进攻赵必争的战略要地，曾多次遭秦攻击，《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351年“（赵成侯）二十四年，秦攻我蔺”；公元前328年“（赵肃侯）二十二年，张仪相秦。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公元前313年“（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秦、赵曾在蔺地进行过多次争夺，虽然其一度被秦所占领，但大部分时间仍属赵国，蔺地最后入秦的时间大致是在赵惠文王十七年（前282年），当时秦将白起率军先是攻取了赵国的蔺、祁两城，次年又夺取了与蔺地相邻的离石，对此《史记·周本纪》中有明确记述：公元前281年“（周赧王）三十四年，苏厉谓周君曰：秦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蔺、离石者，皆白起也”。“蔺”字布虽为赵国铸币，但其是在魏、秦货币制度影响下产生的铸币。“蔺”字圆足布和圜钱在内蒙地区也屡有出土发现。从赵国的地理位置史实资料方面考察，当年赵国疆域广阔，既拥有三晋、冀西大平原，又占据塞北漠南鄂尔多斯大草原部分地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断向北扩张，当时直达阴山山脉以南，在此沿线屯兵之处甚多，多为军事要地，后来这些地方都变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如云中城、九原城、延陵城。“蔺”字钱币在内蒙地区出现，说明赵国由内地向塞北进军和贸易往来。
6、三孔布
三孔布是布币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种类，最早见于清人初尚龄所著的《吉金所见录》，其书中载有一品“南行易”背“十二朱”三孔布，以后的学者把三孔布作为一个类别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三孔布的基本形制同圆足布相似，但其在首和两足各有一圆孔，故称“三孔布”。有“安阳”、“上専”、“宋子”、“无终”、“南行易”等30余种地名。三孔布币值分大小两等，采用“铢两制”纪重，大布的背文为“一两”，小布的背文为“十二朱（铢）”，反映了当时的衡制有所变化，原来的釿为两、铢所取代。“十二朱”中的“朱”是我国古代衡制中的重量单位，朱者，铢也。二十四铢为一两，十二铢为半两。从货币制度的角度出发，三孔布分一两、十二铢两等，相当于以前布币使用的一釿、半釿。由此可知，三孔布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开拓了铢两货币的先河。三孔布的布首与两足为什么各有一孔，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有人认为铸造三个孔明显是增加了铸币难度，主要是为了保障新造货币的技术水平，防止民间伪造 。三孔布的国属现难以定论。三孔布集中出土于山西、河北二地，关于铸造国别问题，钱币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目前主要有二种说法：一说为赵国铸。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根据三孔布的分布图，这些地名都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地名，其分布很广，而且三晋地区也使用铢两制，赵国普通圆足布与三孔布外形相似，三孔布理应属于赵国 。二说为中山国铸。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三孔布地名，绝大部分属于中山国 。以上二种说法，从目前资料论证，以认为系战国晚期赵国铸币居多。因为三孔布面文地名均为赵地，三晋亦用“朱”、“两”为重量标度。
从传世品和出土品的情况来看，三孔布是战国布币中最稀有的一种。从存世实物上看，三孔布的面文多为战国时期古城邑地名。目前比较确定的有“武阳”（今河北易县）、“南行唐”（石家庄唐县）、“牟”（邯郸磁县）、“石邑”（石家庄西郊）、“雁次”（山西代县）、“上専”（衡水市安平县）、“下専”（衡水市深州市）、“上曲阳”（保定曲阳县）、“下曲阳”（石家庄晋州市）、“北九门”（一说为河北蔚县、一说为定州、一说为藁城）、“宋子”（石家庄赵县）、“安阳”（一说为张家口、一说为定襄县）、“安阴”（河北清丰）、“五陉”（石家庄井陉县）、“大于”（保定望都）。据《中国历代货币大大系·先秦编》所载，计有三孔布34品，不同地名为28种。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中所载则多达42品，不同地名者为33种。1983年4月，在山西朔县北旺庄平朔露天煤矿生活区基建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了一枚“宋子”小型三孔布，背文为“十二朱”，通长5.5厘米，重6.8克 。宋子是古邑名，战国时属赵地，在今河北赵县东北部。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这枚“宋子”三孔布应是目前唯一有明确考古出土记载的实物，其意义十分重大。《中国钱币》曾介绍过一枚新品三孔布，通高5.5厘米、足宽2.8厘米，重7.16克。面文二字，背文为“十二朱”、“七”。作者将钱文释读为“建邑”，根据《史记》记载，“襄邑”就是“襄城”等例证，推测“建邑”当指今“河北交河之建成（城）”（今河北交河县已改为泊头市）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诸侯称雄形势图（公元前350年）”描述，今河北泊头一带自战国中期以来即属赵国的领土范围。后来赵国又攻占了齐国的麦丘、饶安等地，扩大了在这一带的领土。三孔布“建邑”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探索战国晚期齐、赵两国的边界问题，也为其国属与铸造地点、铸造时间的讨论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金属铸币的起源和成长时期，这一时期布币主要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一是各地区布币大都有简单文字，主要是纪地、纪重量、纪值。此时的货币文字并未脱离中国文字发展演变的轨迹，其与同时期的玺印、陶文、石刻、盟书、竹简文字一样，具有较浓厚的时代及地域特色；二是有的货币单位已经分成等级。如桥足布，有半釿、一釿、二釿之分；三是货币铸造具有地方区域性和分散性明显。